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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期，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制造事端，肆意挑起贸易紧张局势，引起全球金融市场震荡，中美贸易摩擦向金融领域蔓延。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怎样正确认识当前世界经济局势变化，中国如何克服外部困难和挑战，推动落实好金融开放“新十一条”？8月9日，人大重阳与北京金融街服务局联合举办题为“中国金融开放与全球经济形势”思想沙龙，邀请多位资深专家和业内人士，聚焦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把脉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以下为演讲实录：
卢五星（北京金融街服务局副局长）：金融街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是首都的金融主区。金融街服务局是服务金融街的专业机构。今年北京市推出金融开放多项政策措施，近期国务院金稳委宣布新的金融开放十一条，金融街服务局要承接好服务金融改革开放的任务。
当前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对金融对外开放形成影响。为此，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这次交流研讨活动。感谢在座各位专家和朋友们对这次活动的支持。预祝这次研讨会成功举办，谢谢大家！
张燕玲（前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最近全球经济、金融，人心和社会治安，都受到美国的扰动。民间金融智库需要发声，要对美国霸权说不，以正视听，让世界看清美国的虚伪面目。
第一，美国霸凌，特朗普霸权，美元霸权应该休矣。美元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失去作为全球货币的资格，因其已与黄金脱钩。美国依靠加印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美元过剩。特朗普上台之后，无视国际规则，变本加厉行使美元霸权，还把美国的问题强加给中国。如果美元再如此任性，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贸易支付货币的地位将进一步削弱，世界也要质疑其合法地位。
第二，“汇率操纵国”标签贴在美国头上更适合。美国经济一贯滥用美元特权，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不公平。面对美国此次降息，大多数国家顺势而为将本币自然贬值，减轻被“世界最大汇率操纵国”（美国）造成的伤害。美国指控的“汇率操纵”是实实在在的贼喊捉贼。
第三，做好自己的事，稳定中国股市。股市的稳定和繁荣是我们捍卫自己经济的重点。中美经贸摩擦继续升级的话，中国企业和银行的主权评级很有可能被降低，不仅融资成本会增加，而且国际威信也会被打击；中国企业也可能会被限制到美国投资，或被长臂管辖，中国海外的金融机构被美国进一步处罚等。要对这些可能性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压力测试。我们的工具箱里需要增加更多先进工具，包括高端人才，防范美国的扰乱造成我国金融风险，坚决打胜这场没有硝烟的保卫战。
魏本华（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金融领域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首先，已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健全的金融体系，有强大的中央银行，有效率的监管体系，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都很丰富。
其次，关于中国的金融开放，我们要继续保持并加大开放的力度。从中长期看人民币的汇率不但是稳定的，而且是稳中逐渐上升的趋势。汇率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好汇率没有理由不好。美国政府无端地给我们扣上汇率操纵的帽子是其霸凌行径的又一体现。
再次，充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个重要的平台，发挥我们的作用。中国在IMF有自己独立的执行董事，但要积极取得其他执行董事的理解与支持。事实上IMF已经明确表明不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所谓操纵汇率的做法。
最后，练好内功，把我们自己的功课做足做好。经济是关键，虽然现在的大环境有些困难，中美贸易摩擦只是特朗普为争取总统连任的一张牌而已，我们应该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最有力的应对途径是努力扩大与欧盟、非洲、拉美、中东欧等其它国家的合作，中国的产品在那边有非常好的市场，可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势，这样完全有可能补偿中美贸易摩擦中失去的一部分。
万喆（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关于全球经济形势，从去年2月份美国对全球钢铝征税232条约，到现在近一年半的时间，对全球贸易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目前也是比较焦灼的状态。
全球经济已经受到损害。欧洲向来一枝独秀的德国，PMI已经在荣枯线以下，7月Markit制造业PMI初值为七年来的最低水平。英国鲍里斯上台后脱欧更面临考验，也给市场造成很多困扰和恐慌，日韩在开展贸易战，全球经济的“金丝雀”韩国出口连续七个月下降。目前，全球所谓的保守主义或不确定性，已经从市场的悲观情绪预期到了真实损害全球市场发展的阶段。
美国的政策矛盾在哪儿？其要求太多太全而已经违背理论和常识。除了比如从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国提出的要求看，在劳动市场上也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即技术升级、成本优势和贸易逆差。如果按照美国的要求，不允许中国的制造业升级的话，中国的工人必然处在比较低的工业制造水准，那么一定是低收入的。但如果中国工人是低收入，就会有成本优势，与美国“锈带”工人竞争。美国继续说你不可以跟美国的工人抢工作，那中国人又怎么能够有经济实力购买美国产品服务？逆差问题就没法解决。
中国要做的还是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及更快使自己融入市场化的国际大环境当中去。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和改革红利的前景，以及市场的潜在需求，这三点都是非常大的，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将来能够继续增长没有问题。当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是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就是价格发现的过程。从结构性上打开扭曲，势必带来一些资产价格的改变，对一些管制较强行业而言，可能有些泡沫价格的坍塌。因此，怎么在长期有信心的情况下，短期又能保持相对平稳的过渡，是最重要的问题。
樊志刚（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资深专家）：当前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外部环境，全球经济下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断加大。中美贸易战、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签订、美联储加息、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等，均来自特朗普无规则决策行动。二战后的国际规则由美国主导制定，但是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美国对规则的态度从一开始的重视，到后来轻视，到现在无视，属于无规则决策。
无规则决策行为有几个特点：一是有恃无恐，美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不讲原则，只看自己的利益。二是政治意识形态失去客观性。三是随意性强，缺乏决策的连贯性。四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很难预测。
特朗普的无规则决策是当前全球最大的风险之一，它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和市场的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恐慌，形成破窗效应，造成连环反应。从相互合作到与邻为壑，从公平竞争到激烈抗争。整个国际经济治理面临巨大的危机。从短期看，当前全球普遍出现需求疲软，贸易萎缩，经济滑坡，增长滑坡。从长期看，全球经济面临着急需一次科技革命的突破来推动全球经济走向。
提以下几点想法：一是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不能完全靠讲理。二是团结更多的力量，形成一致性的压力。三是要有定力，增加实力。四是做好思想准备，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必须要适应国际规则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均衡。
刘锋（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去年开始，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然后转移到科技方面，到今天无理指责外汇操纵国，开始蔓延到金融领域。下一步最有可能发生的，会对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尤其是科技领域的公司提出更加苛刻的监管和审计要求，如市值较大的阿里、京东，百度等，还有其它大型国资背景的中石油，中国移动，中国人寿等。目前有近300家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占美股总市值的5%左右。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应该有一些预案准备应对。
西方的政治经济运作方式和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我们对特朗普不要那么关注，也不必要过多解读。美国的市场是很聪明的，它会解读政府的政策对它们有什么影响，包括对整个科技领域企业的压力。
美国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直接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美国的企业跟政府之间是一种博弈关系。中国与美国目前在很多层面上已经从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成了对手关系。贸易战以来我们的许多政策制定和应对措施，还是属于比较被动的。接下来，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本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和信心的展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和完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把这种理念变成具体的监管动作和实施流程，是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尤其在资本市场，从信息披露机制和法治环境的完善到执法能力的加强，都需要具体落实，动作不能慢。
第二，完善对投资者的保护和赔偿机制，这些才是市场的根本。资本市场上交易的证券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或其它衍生产品，背后的基础资产都是权益，这种权益怎么能够得到明确的法律界定和保障，在法律制度和执行层面还是有很多提升和完善空间的。而这才是市场信心的根本。
秦红（北京集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汇率操纵国，实际上已经从贸易领域蔓延到金融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就发现，原来不是特别关注的东西现在变成非常重要，比如美国的长臂管辖，如果在金融这块一旦封锁你，有可能不知道在哪个节点上被冻结。
第一，在政策框架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国家的政策上、外交上还有媒体上，要有一定的战略战术层次的安排，把现在的挑战变成机遇。
第二，了解国际市场、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这样才能顺势而为。
第三，与国际接轨，做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深耕细作。原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是做EPC（工程总承包），下一步长期投资的话，要深入当地国家和地区文化习惯，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游戏规则以及整个经济运行，深耕这个国家市场，真正跟国际接轨。在实操过程当中，上下和实体要有一个相应的配合，同时练好内功，做好极端情况下内部政策和企业自身储备厚度，才能真正去应对世界的变化。
刘志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现在全球的金融形势有四大特点：大动荡、大冲突、大调整、大发展。中国的经济经过几十年中高速发展，现在进入调整保养阶段，在“三率”即利率、汇率、GDP速率中进行，调整的结果如何将决定未来发展的情况。现在全球经济由于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开始进入新的经济危机的通道。中国应该更加明确金融政策，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做好防火墙的准备。
美国是一个制造机会也是制造危机的国家。目前影响金融稳定的两大因素，一是关税危机，扭曲了贸易关系和产业分工。二是由于实体经济增长乏力，造成货币流通存在很大的阻力和争议性。
当前，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发展好中国的金融产业。政府应该解决好如下八个关系：
第二，发展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不要把发展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第六，处理好反腐和勤政的关系。反腐不等于懒政、怠政，反腐的结果必须是勤政。第七，处理好内需和产业结构之间的矛盾。中国需要保留一些中低端产业吸纳大量劳动力，以免造成大量失业、产业和技术工人流失。第八，处理好“开与放”的关系，要循序渐进，逐步有序。
陈忠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第一，金融的本质是对风险的一种机制安排。吸收、承担和管理风险是金融的基本职能。当下我国金融开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全球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吸收、承担和管理这种不确定性正是金融体系的本质和基本职能。
第二，当前我国金融开放面临的国际形势是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金融战”的提法不是很恰当。无论哪一个政府都很难系统地将金融体系转化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并有效操控它，还不伤害到自己。金融领域的竞争也是国际竞争的一种常态，最主要的考验是机制、规则和信心。
第三，金融规则和机制在当下的中国存在着两种突出的形式。一是风险向下转移的机制，这是一个全社会分散承担经济风险的市场化机制。二是风险向上的转移机制。从未来发展方向看，显然应更多培育和利用对下的市场化风险转移配置机制。
第四，不断开放是提升现代风险管理的必由之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各种层面、形式的风险管理理念、制度和技术，仍然是我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最后，利用金融供给侧改革，持续推动金融开放。金融供给侧的核心在有效金融供给能力建设，这是一种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金融开放，无疑提升有效金融供给能力。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今天的专家发言质量很高，论坛主题是“中国金融开放与全球经济形势”，所有专家都不约而同提到美国的问题，反映了美国现在的确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外部变量，也看出了中国人在金融开放进程中，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的复杂情绪。
我们要有更强的心理承受力，不必人家一任性，咱也跟着爆跳如雷，动辄“战”。这也是这场会议听了各位专家发言后，得到的非常重要的启发，最重要的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来，踏踏实实地深化改革。金融开放的路还要走非常远，这个过程中充满荆棘，充满不容易，充满斗争，但我们还是要更加自信。我们经常讲“四个自信”，或许后面还要加第五个自信，“金融自信”。越自信，我们走的路越好。
整理：郜晓文、武音璇、傅碧涵、公强
编审：杨清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